我們前文評析了（2025）陜01民終9700號案件的裁判思路。該案中，法院強調房改的福利政策因素，以及產權在婚前已部分取得等關鍵事實，最終判決房屋歸男方個人所有。然而，并非所有使用前任工齡購房的情形一律不能認定為與現任的共同財產。本文進一步結合蔡律師早前經辦的一起案例，分析兩案在基本事實相近的情況下，為何后者法院會認可現任配偶享有房改房相應產權份額。

案例一：(2025)陜01民終9700號

該案中，于某在再婚前使用本人及其前妻的合并工齡，以標準價購得單位福利房43%的產權。于某與高某再婚后支付余款，取得房屋完全產權并登記于個人名下。高某去世后，高某與其前夫的婚生子胡某1認為，案涉房屋應為于某與高某的共同財產，進而作為高某遺產予以繼承分割。

法院認為，該房屋系于某原工作單位福利房，1993年第一次房改時，雖于某當時未取得該房屋的全部產權，但鑒于該房屋福利房的性質，系陜西省某單位在房改之初即確定分配給于某本人的房產，故案涉房屋應認定為于某婚前個人財產，但第二次房改發生在于某和高某婚姻存續期間，故于某支付的二次房改費用為夫妻共同財產。

案例二：蔡律師團隊過往經辦案例

該案中，陳剛在與張某女再婚期間，使用本人及其已故前妻唐某芳的工齡優惠，購買并登記了訴爭房改房。張某女去世后，陳剛將案涉房產轉移至其與唐某芳婚生女名下，張某女與其原配偶婚生子認為，案涉房屋應為陳剛及張某女的夫妻共同財產，進而作為張某女的遺產予以繼承分割。

法院認為，唐某芳與陳剛的工齡優惠的款項與實際交付款對于購房訴爭房屋出資的貢獻相當，故比照款項比例酌定各方對訴爭房屋的產權份額更符合公平原則。最終法院認定唐某芳的工齡貢獻對應22.85%的產權份額，該份額為其遺產；購房現金出資源于再婚夫妻共同財產，故現任配偶張某女享有24.795%的份額；陳剛則享有剩余52.355%份額。

案例一中，于某名下的房改房源于其所在單位基于其職工身份分配的福利，購房資格具有人身專屬屬性。第一次房改時，折算了于某與前妻的工齡，本質是針對于某與前妻家庭的政策福利，現任自然在其中無相應份額。更關鍵的是，于某在再婚前已取得43%的產權，該部分顯然屬于其婚前個人財產，而再婚期間支付的二次房改款項，雖源于與現任的夫妻共同財產，但這一出資行為無法改變房屋因人身專屬、工齡優惠而確立的個人財產性質。同時，于某的前妻并未參與訴訟，根據不告不理原則，法院無需審查其基于工齡可能享有的權益，審理范圍僅限定于現任婚姻期間的財產關系，因此最終認定房屋為于某個人財產，僅對二次出資部分作為共同財產進行分割。

蔡律師個人對該案裁判邏輯是有意見的。案涉房屋57%產權確系再婚后取得，也確系使用夫妻共同財產購買，在此前提下，按正常邏輯，該婚后取得的房產產權份額就應該是再婚夫妻共同財產，而不應僅僅是出資款項屬夫妻共同財產。當然，該房屋購買確系因婚前職工身份及房改因素才有的福利待遇，但將其全盤認定為于某個人財產顯然不妥，可以對于某多分，但對高某完全按出資款項來分割就顯得不公平，稍許少了一些司法溫情。

案例二中，訴爭房改房的完整產權系在陳剛再婚期間取得，購房資格雖仍與陳剛的職工身份相關，但工齡優惠的使用與再婚期間的共同出資均發生在再婚期間，不能一律排除現任配偶的權益。此外，該案中已故前妻的繼承人明確主張其工齡優惠應轉化為遺產份額，使得法院必須對工齡優惠的財產價值進行認定、而再婚期間的購房出資均源于與現任的夫妻共同財產，這部分出資是對房屋完整產權取得的直接貢獻，與工齡優惠的貢獻程度相當，理應轉化為相應的產權份額。因此，法院最終不僅認可了前配偶工齡對應的產權份額，也確認了現任配偶基于共同出資享有的權益。

兩則案例中，雖然購買房改房的構成均包括前任工齡優惠、男方購房資格、現任共同財產這三個要素，但由于產權取得時間、出資貢獻比例、訴訟請求等基礎事實的細微差異，導致法院在裁判中作出了截然不同的權屬認定。可以看出，該類案例中當前法院并未有統一的裁判觀點，而是會綜合法律關系和政策考量等多重因素進行判斷，因此各當事人在主張權益時一定要注意保留好出資相關證據。

福州律師蔡思斌

2025年12月8日